原標題：下次危機來臨時，中國會步日本後塵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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鴻觀察
下次危機來臨時，中國會步日本後塵嗎？
■ 文 | 鴻觀察 張洪平
WHAT?!
咋又要搞事情？！
小板凳準備好~
金融危機的周期似乎正在將迎來這輪周期的尾部。持續多年的量化寬松（和奇葩的負利率）沒有帶來通貨膨脹的飆升，卻大幅推高瞭金融資產的價格，以美國股市為例，2007年11月達到上一輪的高點，但金融危機帶來的下跌隻持續到2009年4月，現在更是屢創新高，即使從2007年的高點開始計算，也上漲瞭166%！
但隨著全球央行重新進入緊縮周期，資金成本的上升是否會刺破泡沫，是否會讓“虛火過旺”的經濟“現出原形”？在這輪必然到來的危機中，中國是否有能力抵禦住這波沖擊？最終是有驚無險地渡過，還是像日本一樣陷入“失去的X年”？
重大經濟危機給我們的啟示
要搞清楚這個問題，我們首先還是要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。為什麼1929年美國經濟危機危害這麼大？為什麼日本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後長期緩不過來？為什麼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影響相對較小？
辜朝明先生在《大衰退：宏觀經濟學的聖杯》一書中，詳細介紹瞭一個概念：資產負債表衰退，這是一個很好的結構，可以比較有力地解釋上述問題。資產負債表衰退，簡單說，就是在金融/經濟危機爆發之後，由於資產（股票、房地產）價格大幅下跌，跌幅超過瞭企業在之前的銀行貸款或債券的總額，導致企業的資產額要低於負債，形成瞭技術上的破產。但此時，企業可能本身的業務還經營良好，能產生正的現金流。所以此時，企業的主要目標便不再是做大規模，追求利潤的最大化，而是全力償債，追求債務的最小化。這與傳統經濟學中永遠的前提——企業永遠追求利潤最大化——是完全不同的。客觀地講，這種假設就和“理性人假說”一樣，隻是為瞭便於傳統經濟學傢們追求“紙面上好看”的理論推導而定的，是偏離真實世界的。
月餅成型機
不妨想象一下，假如你在北上廣有一套價值1000萬的房產，但是未來20年你需要還銀行800萬貸款，這時你的凈資產就是1000萬減去800萬，等於200萬。但由於爆發經濟危機，房價大幅下挫，你的房子隻價值500萬瞭，但你仍然需要還貸800萬，這時你的凈資產就是-300萬，你已經技術破產瞭。這時有人告訴你，海南要搞開發，現在投資房地產超級賺錢，那麼你會繼續向銀行貸款去海南買房嗎？哪怕利率超級低？我想絕大部分人的本能反應是不會。
這個例子放大到宏觀經濟也是一樣。當企業資不抵債時，它本能的反應就是優先償還債務，而且要低調，因為一旦被外界知曉自己處於技術破產的狀態，公司的信譽就會一落千丈、股價暴跌、用戶流失，銀行也要大型攪拌機考慮輿論的壓力來決定是否續貸，那樣公司就真的完瞭，所以當務之急就是盡全力償債，修復資產負債表。
而當所有企業都這麼做時，就產生瞭“合成謬誤”。我們可以把這個過程看做超多人版本的“囚徒困境”。所有企業都中斷瞭投資轉而去償債，社會總需求就會劇減，同時隨著貸款額的下降，銀行創造流動性的能力發揮不出來，社會由於流動性不足而陷入衰退的漩渦。貨幣政策在此時發揮不出作用，因為盡管利率很低，致力於償債的企業也沒有意願去新增更多的貸款。
解決辦法是政府加大支出，通過財政政策來彌補私人需求的不足，維持貨幣流動性。辜朝明先生在書中分析瞭歷史上的幾次重大危機，凡是經濟有所恢復的原因，都是政府加大支出。凡是經濟重新掉頭向下，都是政府迫於赤字過早開始減少支出。
真正需要政府退出的時刻，其實是企業完成資產負債表修復的時候。當經濟總體由於政府的支出處於一個平穩的狀態時，企業隨著償債逐步完成，會轉而擴大投資追求增長，這時便是政府同步退出的時機。
但由於這些國傢都是實行兩黨制/多黨制競選的政治體制，所以迫於選舉的壓力，政治傢們不敢向國民坦誠：我們還需要多久/多少赤字，才能走出衰退。而且執政黨還不得不提前開始緊縮財政縮減赤字，這又會造成經濟復蘇的反復，影響企業重新開始投資的信心，拖慢經濟復蘇的進程。
中國面臨危機時能怎樣應對？
雖然對經濟危機、經濟周期的成因有爭議，但至少一點是可以確定的：經濟周期不可避免。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，經濟周期仍將周而復始地制造危機。
如果明天就爆發經濟危機，中國能怎樣處理？
最大的風險，在於房地產領域。因為房地產主要靠私人零散的投資，尤其是在近年來通過貸款買房的，個人資產的價值幾乎等價於房屋貸款，如果房價雪崩，毫無疑問購房者會陷入資不抵債的境地。尤其是這些人本來應該是消費市場的主力，在本就透支瞭未來二、三十年消費能力的基礎上，資產價格跳水對社會消費能力的打擊更是雪上加霜。
但隻要抑制住瞭房地產泡沫的破裂，經濟危機向其他領域的擴散相對容易處理。
首先，中國的金融體系、銀行體系和國有企業，很大程度上仍是國傢財政體系的一部分。在緊急情況下，中國有能力實施餅乾成型機更嚴格的管控手段，股市、匯市、債市、樓市，都將在“講政治”的大旗下統一行動，在心理上和實際上都能有效對危機形成對沖。而且在最緊急情況下，還有“閉市”這一核武器。
其次，在私企方面，還有較強的抵禦危機的能量與空間。根據2016年的數據，國企債務約占非金融類企業總額的65%，私企的杠桿率（不足100%）要明顯低於國企（約170%）。而且私企的經營效率和盈利能力也要明顯高於國企。這在面臨危機時，將使私企有更大的騰挪空間。
圖註：紅線——國企杠桿率，藍線——私企杠桿率
更重要的是，中國現在還處在快速工業化、城市化的階段，人們的需求旺盛，而且信心普遍更強。據新華網報道，美國受訪者57%的人表示下一代人的生活將比現在更糟糕，相比之下，中國受訪者對未來更樂觀，63%的人表示子女將比他們這一代過得更好。在遭受同等幅度的沖擊後，信心更強的中國會更快轉向增加投資，從而帶動經濟增長。而且由於中國普通消費者用於維持正常生活開支的消費占比更高，所以在經濟危機來臨時，會表現得更加“剛性”。
此外，中國未來進行財政政策寬松的空間較大。中國雖然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出臺瞭“四萬億”刺激計劃，但其中不少是重復計算瞭本來就要投資的內容，新增投資有限。真正使大傢感覺“貨幣超發”的其實是貨幣政策寬松帶來的，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在這十年中大幅擴張，目前已是年度GDP的三倍，位居全球第一。雖然地方政府也通過多種渠道融資進行投資，但和銀行體系的暴漲相比隻是個零頭而已。
中國中央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目前僅46%，如果以美國目前106%為參考，中國政府大約還能拿出45萬億元，略多於全部的私企債務。如果真的到瞭必須完全靠政府支出來彌補私人投資不足的時候，中國顯然也是現在全球最有底氣的國傢。
不過，也要註意使用財政政策的成本問題。辜朝明先生認為兩次經濟危機之間至少會間隔幾十年，因為經歷瞭上一次危機的人會“長記性”，從而在接下來幾十年裡不願再進行高風險的投機，從而給政府修復自己的資產負債表留下時間。但是我的看法是，這種想法可能過於樂觀瞭，人的天性就是“好瞭傷疤忘瞭疼”。如果用心理學的理論來說，痛苦結束18個月之後，人的主觀感受就會恢復到正常狀態，大喜大悲帶來的效果都不會持續太久。所以想當然地認為危機之後人會“老實”幾十年是很危險的，還要早作準備才是。
凱恩斯主義用價格的轉換成本（剛性）和工資的“粘性”來解釋經濟危機，但我更喜歡他說的“動物精神”。放在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框架內來看，人的決策帶有路徑依賴的慣性，還會錯誤估計貪婪與恐懼。但這種理論的缺點在於難以對未來做出預測，因為人一旦進入群體之後，就會退化為“烏合之眾”，從樂觀轉變為悲觀，或者反過來，往往就在一瞬之間。
所以，在真金白銀的貨幣政策、財政政策之外，還需要有意識地“帶節奏”，才能使經濟更快地走出衰退。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無時不刻地在尋找熱點，一旦發現一個值得炒作的話題，就會快速聚焦、放大真實的效果。這種作用有時是正面的，也有時是負面的，怎樣防止“假新聞”的傳播和傳遞正能量，是現在全球共同面對的一個難題。
說回中國，雖然如果真的爆發經濟危機，對我們的影響可能有限，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高枕無憂瞭。中國現在已經面臨經濟增速滑坡、生產率提升緩慢的問題，要進一步實現國富民強，從根本上防范金融風險，還必然要從提升生產率上下手。這要求我們進一步打破地區、產業之間的藩籬，讓生產要素更加自由高效地流動、組合，增長方式從粗放向精細轉變，用更加順應經濟規律的方式進行改革，把過去用行政權力壟斷的經濟資源釋放出來，真正做到“以市場為導向”。
這當然會很困難，而且除瞭經濟自身的問題，還要考慮政治要素。外部勢力會對中國崛起抱怎樣的態度，怎麼增進合作減少對抗？對內部的人口老齡化、基礎公共服務短缺要怎麼改善？對城鄉差距、東西部差距要如何平衡？去杠桿和防止泡沫過快破滅的節奏要如何把握？這些都是需要統籌考慮的，稍有不慎都可能滿盤皆輸。
不過整體來看，我還是樂觀的。因為中國走出瞭一條前無古人的特殊道路，不同於以往任何的君主、貴族、暴民政治，中國特色的先進的理論體系結合中華民族的實用主義精神，讓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經濟社會實驗。中國也許能給世界提供一套“歷史的終結”的模板。
?
……
國傢的問題，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思考
為大China瘋狂打call
收起我高曉松似的雙下巴陷入沉思
你們是不是也有很多想法在蠢蠢欲動
？
趕快留言給我們吧
等著你呦~
小編是個超級炫酷的話匣砸
歡迎帥哥小姐姐們來互撩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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